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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29多数人曾在暴力中成长,于是很早就学会相信体罚带来的「成效」

    多数人曾在暴力中成长,于是很早就学会相信体罚带来的「成效」

    如果有人让一个孩子相信,人们侮辱他、折磨他是为了他好,那幺他可能一辈子都会这幺相信,而结果便是他也会虐待自己的孩子,并且以为自己完成了一项很好的工作。这孩子即便小时候遭到父母责打,依然得认为父母的行为是良善的,那幺那些他必须压抑住的愤怒、不满与痛楚将如何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使我更加了解我童年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邪恶如何产生于世?我越来越明白:邪恶在每个世代都会重新被创造出来,新生儿是无辜的,而他们的天资也应如是,新生儿不会有摧毁生命的冲动,他们希望的是被人照料、被保护与被爱,以及自己爱自己。

    如果未满足这些需求,甚至还去虐待这个孩子的话,就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虽然这种认知对我来说既清楚明白又具有说服力,但我还是有些迟疑,因为没有几个人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为了证明自己的推断无误,我开始着手研究希特勒的一生,我认为如果我发现的事也可在这个人身上得到证实,如果我成功揭示我眼中这个可怕的大屠杀兇手与罪人,是被他的父母塑造成一个怪物的,那幺性本恶这种流传已久的安慰人心的想法,就不再能立足了。

    我曾在《教育为始》一书中描述过希特勒的童年,虽然能够理解的人不多。当时有位女性读者写了一封信给我:「如果希特勒有五个儿子的话,他就可以将童年时所受到的折磨与伪善报复在他们身上,也许这幺一来他就不会想将犹太人当成牺牲品了。对着孩子,所有自己经历过的事都可以在不会受到处罚的前提下爆发出来,因为杀害自己孩子的心灵总是会以诸如教育或管教等说法加以掩饰。」

    然而,并非所有读者都能接受我对希特勒的分析,或承认这个极端的例子可清楚显示邪恶是如何产生的。无辜的孩子变成了怪物,事后不只威胁到他自己的家庭,甚至威胁到整个世界。有人反驳我说:许多孩子虽然被打、被虐待,但长大后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大屠杀兇手。

    关于这种论点,我认真以对,着手调查此问题,即孩子如何能在残忍的虐待下存活,且后来并不会去犯罪。阅读了许多人的生平简历后,我终于发现,在所有日后未成为案犯的受害者案例中,他们身边都有一个很喜爱这孩子的人,且用这种方式使这孩子能察觉出虐待行为的不正当。我将此角色称之为协助见证者,有这种人存在的地方,孩子便有机会比较与觉察出自己遭到了恶行对待,并可将自己与那位友善之人比做同类。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jewski)就是个着名的例子,他的父亲对他非常残暴,但母亲的性格却很慈爱。

    但是在没有这种人的地方,在除了残忍以外别无他物的地方,在没有协助见证者可以让孩子感觉到自己遭受了恶行的地方,孩子就非常有可能将他挺过的那些折磨,当成是对他最好的行为,且在日后毫无一点良心不安地施加于他人身上,使伪善变成了思想的一部分。

    唯有我们了解邪恶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我们如何唤醒了孩子心中的邪恶,我们才不会继续无能为力地任凭邪恶摆布。

    然而,我们离这个目标仍然很远,在美国还有二十三个州仍然允许学校打小孩,就连最微小的违规行为都会受到处罚,处罚方式多半是用棍子打屁股,由一个专门负责的人来执行,他们有一长串分门别类的体罚方式,其目的在于教会孩子「纪律」。孩子们在走廊里排成一列轮流受罚,他们似乎认为这些制度化的严重羞辱稀鬆平常,直到后来成群结党时才会开始感觉到那些被压抑下去的怒气。

    很多教师无法想像一个没有处罚体制的教育,由于他们自己也是在暴力中成长的,所以他们也偏好要体罚,因为他们很早就学会去相信体罚带来的「成效」,对于孩子受苦时的敏感性,他们既未在自己的童年中培养出来,也无法在求学时习得。因此他们几乎没意识到,体罚最多只在短时间内有其「正面」效应,但长期下来将会增强孩子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

    当一个在家常被打的孩子坐在学校里,但他的所有注意力却必须集中在如何避免被体罚时,那幺他便几乎无法专注在课业上了。孩子会很紧张地观察老师,为了挨打而作準备,对这孩子来说,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宿命,他几乎不可能会对老师嘴里说的东西产生兴趣。

    在立法方面,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状况。要承认孩子有权享有尊严不是件易事(即使我们由衷希望去承认),只要我们没意识到在童年时期我们已在某种程度上被极力拒绝给予这种权力。我们常认为要按孩子的兴趣来做事,但却没发觉自己正在相反的事,只因我们太早学会了不去感受相关事物,这种无感比任何一种我们后来学会的东西都还要强烈。

    关于这点,可以举立法为例,自二○○○年九月起,德国国会明确剥夺了亲生父母的惩罚权。此权力在一九九七年时还是获得认可的(只有如老师、师傅、养父母等外人无此权力),多数的国会议员,约是五分之四左右,坚信由亲生父母施加的体罚在特定状况下能达到正面效果。因此始终有人提倡孩子必须透过暴力才会明白交通的危险性,并藉此学会保护自己的论点。

    一个因为这种原因而挨了打的小孩,不会因此保护自己小心车子,而会去惧怕父母,同时也学会了忽视自己的痛楚,以及完全不去感受痛楚,而且还要觉得内疚。由于这孩子在被攻击的时候没人保护他,因此他以为小孩不值得被保护及尊重。

    这种错误讯息将会被当做资讯储存在孩子体内,并决定了他的世界观以及日后对待他人与自己的态度。这个孩子将无法捍卫自己的尊严权,也无法辨认出身体痛楚所代表的警讯并进行自我调适,而他的免疫系统则可能因此受害。 如果这孩子没有其他的榜样可以学习的话,他便会将暴力与伪善理解为唯一有效的沟通工具,并使用之,因为那些曾经被压抑下来的无力感会习于让成年人维持在压抑的状态下,所以才有这幺多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去保卫旧有的教育体制。

    我经常自问,何以卢安达会发生那幺可怕的大屠杀,那里的孩子会被母亲哺育并背在背上很长一段时间,这对我们来说毋宁是一种天堂般安全的感觉,不会让人联想到虐待。直到不久前我才得知,就连这些孩子也必须为了获得母亲的爱,付出一份截至目前为止显然都被低估了的高昂代价,亦即他们很早就得接受严格的训练。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只要他们的排泄物弄髒了母亲的背,就会被母亲打,因此他们会由于害怕被打而开始哭,但其实只是因为感觉到有排泄的需求,而母亲则可藉此立刻做出反应,将孩子从背上放下来,让孩子如厕。

    由于这种挨打的条件反射作用,婴儿很小就被教养如何如厕,之后也被教导要保持安静,我认为卢安达的大屠杀可归咎于这种对婴儿的虐待。即便非洲儿童在学校里受到了残暴的管教(根据EMIDA组织二○○○年时于卢安达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在二千名儿童当中,只有二十人的答案是他们无论是在学校或家里都没挨过打),婴儿教育还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越早施以暴力,学习而来之物的效果便越持久,也越无法被意识所控制,因此当第一个时机来临、最优先且最混乱的意识型态出现时,便足以将人们心中野兽般的暴戾释放出来。这些人一直表现得很安静,或更确切地说是表现得卑躬屈膝,但他们显然与强烈且被压抑住的攻击慾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却不明白这种慾望的原因,这必定会引发我们去思考,并让我们朝此方向来研究。